张蓓蘅等8位女同学珍贵合影照片

        张蓓蘅（1899-1993），原名张佩英，梅庵琴派第二代琴人。

       1919 年12 月7 日，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第10 次校务会议上，教务主任陶行知提出建议——允准女子与男子同在南高接受教育。校长郭秉文、学监主任兼史地部主任刘伯明、教育系主任陆志韦等赞成并坚决支持。校务会议决定自1920 年暑假正式招收女生。消息传出，朝野哗然，甚至思想开明的实业家张謇和南高老校长江谦都表示反对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顶住压力，如期开考招生，成为在中国首开女禁的高校。报考的女生多达百人，张佩英（后改名张蓓蘅）得到陈独秀、张国焘、茅盾等人的鼓励，专程从上海赶到南京投考。与李今英、陈梅保、黄淑班、曹美恩、吴淑贞、韩明夷、倪亮等8位女生，最终脱颖而出、如愿以偿，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录取，从而有幸成为我国第一批女大学生。她们被安排在不同系科，与男生同班学习。张蓓蘅就读于外语系，同时选修古琴，与邵大苏同在梅庵王宾鲁门下学琴。工作后曾赴南通看望邵大苏，一起操缦。邵大苏女儿邵冲世回忆，母亲曾对她说：“这位张佩英着一身黑衣，风度翩翩，谈吐不俗，琴弹得很好”。
     

       1925年6月，张蓓蘅毕业，获文科学士学位。毕业之时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因发展迅速、规模扩大，学校重新组建为国立东南大学。下图是张蓓蘅的国立东南大学毕业证书，时任校长郭秉文，证书上是张蓓蘅的原名张佩英。

 张蓓蘅毕业证书

       张蓓蘅终身任教，曾任上海市清心女中和南洋模范中学英文、生物教师40年，于1962年退休。1993年病逝于上海，享年95岁。系梅庵琴派第二代琴人中最后一位谢幕者。

张蓓蘅信札

我成为中国首届男女同校女生之追忆

我出身在小商人家庭，从小受封建家庭意识的影响——女子无才便是德。四岁时双亲要我伴同兄长就读于邻家的门馆(私塾)，读的是《女儿经》、《女孝经》等课本。三年后，兄和弟都被送入新小学，而我则留家习女红。幼小的心中感觉到十二分不服气。兄和弟放学回家，嘴里唱着老教育家沈心工编的歌曲"一个小球圆滚滚……"，我这个七岁的女孩子非常羡慕，但又不敢直言，而求学之心，更形迫切。幸运的是我的父母都无姊妹，双方两代只我一个女孩。大概父亲比较开明些，也有些偏爱，常听他说："老二换了老大，多好!"

    八十年前，一个姑娘到十八岁尚未攀亲(订婚)就有当老姑娘的可能了。邻居有一位名中医的姑妈就是这样的一位老姑娘。她知道上海南市乡绅在龙华办有一所女贫民院，她计划去该院当一个保姆，借此机会读书谋生，要我陪她同去参观。那年我十一岁。是一个春天的日子去的。参观后，我很羡慕，自己也莫明其妙地忽然想到去报名，要入学读书，说自己是孤儿，父母双亡，寄居在舅父母家。那时我外祖母早寡，没有生男孩子，我哥哥做了她的嗣孙，我们就全家依外祖母生活。我当初并不懂得院方是调查核实的。怕被父母知道要大受责罚，吓得发高烧(老母亲治家很严)。意外的是我发了高烧，不但免受父母责罚的皮肉之苦，反而得到父母的怜惜，认为我求学心切，允许在当年秋季，进入基督教会办的清心女子高小(现在为上海市第八中学)。读书要有"三性"：勤读性、记性和悟性。有了三性，成绩就比较好。我读书勤奋记性又好，一年以后，校长对我父亲讲：这孩子很聪明，不要早早替她攀亲，让她读书去!"校长的夸奖让我的上两代长辈非常高兴，从此也把我视同男儿了。

    我中学是在上海晏摩氏女中(现在是北郊中学)毕业的。晏摩氏女中和沪江大学是同一个教会系统，比一般教会学校新一些，英文课请的英国教师，读的是英国名著(美国教会学校大都是美国人教的)。记得有一次孙中山先生在男青年会演讲，晏摩氏校队唱诗班和其他教会女中轮流担任英文歌节目。第一次见到了孙夫人。1918年中学毕业，留校任教。当时父母已为我订婚，老母亲嘀咕着说："女孩子花这么大钱读书，出嫁仍要赔一付妆奁"，后来，大学录取名单在《时事新报》上发表，我就自已写信要求解约，立志不当"贤妻良母"。

    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，晏摩氏女中校长派我陪学生参加开会(当时教会女校学生非家长来接，是不准出校门的)。使我眼界大开。才感觉到中学生活是在一只鸟笼中过的，教育太窄。我经常看当时的进步报纸，特别是《时事新报》副刊《学灯》。也读《女子解放》、《新青年》、《新潮》等。当时有一位北京学生代表借给我看易卜生著的《娜拉》(The Doll's House)，帮助我懂得了女子要求平等，首先要有知识和经济独立。还要有健全些教育。因为这样，我被校长开除教职，罪名是"过激派"。

    当时上海第一任学生会会长是复旦大学的华侨生何葆仁，评议部长是何世桢，何世桢后来担任第二任学生会会长。何世桢是东吴法大学生，后来担任过上海高等法院院长，私立持志大学校长等职。学生会日刊社社长是潘公展，他后来担任过国民党上海市教育局局长。我曾在日刊社工作过。受到了他们的启发和影响。全国学生会会址附设在上海学生会内，因此我也有机会认识北京代表罗家伦，他是写第一篇学生运动宣言的，后来成为我远房堂姊张薇贞的丈夫，担任过国民党的教育部长，还有康白培、段锡朋、张国焘等。南京的代表有王德熙，他也是强烈要求南京高等师范"开女禁"的。他是四川人，毕业回川后，在杨森处当秘书，听说后来被杨枪毙了。北京学生代表介绍我拜见了陈独秀、张国焘等当时进步人氏，他们多次鼓励我深造考大学。1920年春，我和张薇贞同去浙江湖州教会办的湖群女校补习，校中原有几个爱国分子，如王会悟，她是沈雁冰先生(茅盾)的表妹，她领我见过沈雁冰两次。后来乌镇当局要捕她，同学派我送她到上海去。我母亲不肯招待，原因是王会悟已剪短头发。就由上海学生会会长何世桢接待，留在他家一周，就介绍到全国学生会当秘书。以后，她和留日学生代表李达结婚，现仍健在，住在北京。王会悟曾为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代表大会转移到嘉兴南明船上开会，作过布置，还有一位叫陈达人，是嘉兴人，对此事也是有功的。另外还有毛彦文，湖州学生会的文稿，大半是她的手笔。曾担任过《浙江日报》编辑，以后嫁给了熊希龄，又到美国教中国史，现已退休。还有一位叫朱曦，是熊希龄的内侄女，我入湖群女校时，她在楼上望见两个新生和介绍我们入校的老生一同走进校门，就说我们是"一丘之貉"。有两天早晨，王会悟看到我们俩人在看妇女解放杂志，就要朱曦来探听我们究竟是何种人物，相互介绍以后，就立刻成为同志了。一次，有个小小的运动，校方把要开会同学赶出校外，开好会才可回去上课，我们六人是在湖群女校受过一些靡难的。

  不久，我接到《时事新报》记者王公弼给我信息，南京高等师范决定"开女禁"。当时教育会长黄炎培是大力支持各校招收女生的。在开学典礼时，黄炎培将出席讲话。我接到这个信息，就从湖州回沪复习，准备投考，朱曦则被她姑妈召回北京。

  当时我国无国立女子大学。唯一的女大是教会办的金陵女子大学。各处代表为我出谋划策。说北大官僚气太浓，南京高等师范学风浓厚，不如向南京要求"开女禁"，时事新报记者帮助起稿申请。南京高等师范当时的校长是郭秉文，教务长是陶知行(后来改名陶行知)，名教授杨杏佛(杨铨)和教育系主任陆志韦(后来任燕京大学校长)，都有意"开女禁"。经多数女同学要求，许多老师(多数是四川、湖南籍的)也表示支持。认为可以正式招考女生。

  那时北大蔡元培校长和胡适之教授亦有"开女禁"之意，后来不知何故，1920年蔡校长仅接收几个旁听生。这样1920年秋南高师正式"开女禁"，成为********所招生女生的高等学府了。南高师在1921年改名为国立东南大学。

  第一年投考南高师的女生约百余人，大半是各省女中或师范多年任职的教师，正式录取的只有八人。其中七人是教会学校出身，另一人是南京一女师毕业。学校为女生设正副女生指导员，体育教师当然也是女的，都是教徒。第一年还有五十多位旁听生。正式生和旁听生，是分开住宿的。

  现将第一届八位女生作一简单回忆：

  ①李今英，后为英文系主任梅光迪夫人，建国后去美，在密西根任教，曾写"南高开女禁"一文，登在该校日报上，并附有八位女生像，曾将报纸寄我，可惜文革中毁了。

  ②陈梅保，后回香港母校任职，近况不详。

  ③黄叔班，抗战中随丈夫回贵阳，其夫王克仁是东大同学，贵阳师范学院院长。我到贵阳前，王君约要我去贵阳师大任课。我到贵阳休息一周后，又登上我亲爱的讲台了。

  ④曹美恩，留美。

  ⑤吴淑贞，建国前去台湾，她丈夫胡照祖，是胡适之先生侄子，他俩同班同学。胡照祖建国前任北京社会局局长。

  ⑥韩明夷，毕业后任苏州女师副校长，以后陈鹤琴先生聘她在上海为工部局女中校长，建国前去香港，因飞机失事遇难。

  ⑦倪亮，从南京一女师入南高师的，毕业后和同学吴俊升结婚，现在香港。

  ⑧张佩英（现名张蓓蘅），终身任教，曾任上海市清心女中和南洋模范中学英文、生物教师四十年。抗战期间因不愿在沦限区教书，为反对侵略，去大后方四年。胜利后返沪，仍在南洋模范中学任教。于62年退休。

  1922年，全世界基督教青年会在我国开会。东南大学（当时南京高等师范已归并东南大学）的学生李今英和我当选为会议代表，开会地点在北京清华大学。在这次会上，接触了各国人士，学到了世界上许多新知识，开阔了视野。后来又在中南海怀仁堂见到了当时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，参观了当时不开放的许多名胜古迹，还听了很多知名人士的演讲。

  在学生运动最紧张的时期，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环龙路设有国民党办事处，他派孙镜亚先生常来学生会了解情况。1920年初，孙镜亚先生介绍何葆仁、何世桢、狄狄山(此人后为中山先生广州大本营秘书)和邵禹襄加入国民党，由中山先生亲自为他们行入党仪式，作为中央直属党员。邵禹襄是上海交通大学学生，在学生代表中他对女代表非常尊重。我们几个张姓女同学背后戏称他为"新青年圣人"。1927年春，我和邵禹襄结了婚。

  我的一生是幸运的。虽未盖棺，确可定论。学生众多，不乏有成就的人，因此"师以生贵"。八十年前在普通旧式家庭成长的女孩子，居然能进教会学校求学，是一幸也；1919年五四运动，我能亲身参加，接受许多新思想，认识许多进步人士，二幸也；后来能进入国立大学求学，而且成为我们第一批进入国立大学的女生，且因男女同学，相互竞争，特别勤奋，为妇女争先，立志做一个不平凡的平凡教师，终身矢志不谕，三幸也；大学时，陈鹤琴教授的儿童心理课和郑晓沧教授的教育心理课，都教导我当一个教师，不只是上课讲学，还要注意教学法，能引起学生对学习的兴趣，还要不断地进修，只有这样，才会进步。四十年来，我一直谨遵师训，现虽工作成绩未能达到自己的理想，但组织上和学生给我良好的评价，我在十年浩劫伤痛之余，仍能安度晚年，身体健康，真是幸福中之****幸福也。

作者：张蓓蘅

1987年南京大学《高教研究与探索》